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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西回来的晁宗悫、王守忠，带回了前线将领不愿出兵的消息，这让仁宗皇帝恼火之中又有些愤怒：前线指挥部新换的这些人，不都是帝国精英之臣吗？为什么仍是一味坚持固守、被动防御、不敢出兵、置帝国尊严于不顾呢？
就算仁宗皇帝再不懂军事，他也知道进攻才是战争胜利的根本。西北这场仗打了快一年，帝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光是从内藏库和左藏库拿出的钱就达数百万之巨，但是看看前线这些主张防守为上的将领们又提出了些什么样的要求：
什么选差使臣教阅诸军武艺；
什么召募士兵，等训练好了，再根据山川地势进兵才有把握；
什么应当以防边为主、伺机出击；
什么先取西夏贸易重地，给予经济制裁，等等，等等。
丫的全都是推诿之辞！
这场仗还要打几年？十年？二十年？
陕西主帅夏竦，主张防守倒也罢了，他老了，没激情了，但没想到韩琦推荐的范仲淹，竟然也是主张防守。但防守的效果又何呢？金明寨收复后（确切说是夏军自动放弃）到是重新进行了加固，但夏军不是照样打过来烧杀抢掠、一味防守的宋军不照样损兵折将吗？防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帝国边患，难道这个道理边防的将领们不懂吗？！
很难说仁宗皇帝让宋军主动出击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宋军在这场战争中主动出击，就算不能如仁宗皇帝希望的那样扫灭元昊，但将夏军逐出陕西、宋、夏沿横山一线形成对峙态势，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可惜，宋帝国直到现在都拿不出一个完整战略方案，这就注定大宋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必须接受失败的结局。
就在仁宗皇帝为陕西前线不肯出兵恼火的时候，泾原战区韩琦送来的三川寨宋军战况汇报，无疑又给仁宗皇帝火上浇了点油。韩琦在奏折中详细描述了三川寨战斗情况：
时泾州驻泊都监王圭屯瓦亭寨，率援兵至犯狮子堡，陷入贼兵重围，王圭激励士兵：现在大家已陷入死地之中，必须拚命！乃挥铁鞭进斗，贼众披靡，王圭身中三矢，突围而还。夏军在当地大肆抢掠了三天。知渭州、钤辖郭志高率大兵赴三川，夏军这才退走。三班借职郭伦率军死守定州堡，定州堡才得以保住。刘潘堡本军指挥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侯刘用两人，眼见情况危急，无奈之下投降夏军，由是乾沟、乾河、赵福三堡陷落敌手。不过刘继宗担任本军指挥才刚刚一天，李纬等人也都是仓促出战，而士卒因畏怯导致兵败，其刘继宗、李纬、王秉望，特免推鞫，不以败兵马多少计罪，但量其情之轻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以责后效。王圭以孤军千余，当锋血战，所杀贼兵不少，既被重创，次日尚求益兵出战，人皆服其勇节，虽所亡数多，盖众寡不敌，**贷其败军之罪，必能感励奋身，尽死为报。
韩琦报来的不算是好消息，但仁宗皇帝却从奏折中看出，帝**队并不象那些一味主张防守的人所说不敢打仗、不会打仗，而是要看领兵将领敢不敢打仗，兵熊一个，将熊才会熊一窝！仁宗皇帝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一一批准韩琦奏折中所请。
似乎要给那些主张防守的将领们树一个榜样，仁宗皇帝对怎么奖赏泾原参战将士颇费了一番心思：下诏赐给孤军血战的泾原驻泊都监王圭名马两匹；包扎创伤的绢100匹，黄金30两；另赐金字处置牌一面，让王圭拥有在战场上处置士兵生死的权力，同时下诏将王圭英勇奋战的事迹广为宣传，激励前线将士；又将率军突袭白豹城的环庆部署、兼知庆州任福，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鄜延路副都部署；赠三川寨战死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扬保吉深州防御使。并再次从内藏库拨出绢100万，从常平仓积蓄中拨出缗钱100万，予陕西以资军费。
与此同时，仁宗皇帝再下手诏给陕西前线指挥部，切责夏竦等人：前次晁宗悫等回京，所奏你们选派使臣、教阅诸军武艺、召募士兵，待有成效之后再审时度势，根据地理环境入敌境讨贼，以便有获胜把握；及主张持重固守保边，等敌军来犯后，伺机寻找敌军漏洞痛行掩杀；还有欲捣毁敌贸易集市、毁其经济等等要求，现在朝廷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若我国单只一味防守，那这场战争不仅要拖延很长时间，而且将耗费巨大资金。至于你们那些对敌方略，但如近日贼军深入延州保安军界，威胁金明寨，烧掠当地居民族帐、杀我军将兵马、俘杀我国使臣等等，狡寇安然来往，毫无畏我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却是既没有看见你们的所谓“持重保边”，也没看见你们“等敌军来犯，伺机痛行掩杀”的效果。再比如你们说绥、宥等州居民不多，只是空有城垒，欲先取和市、后桥等场务钱帛。但去年我军曾打后桥，最终却一无所得。如此，我军防守不见成效，进攻又遥遥无期，倒底该用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卿等既然身负国家重任，理当休戚与共，考虑朝廷用兵日久，尽早制定出用兵方案，扫平西夏！着将进兵日期拟定，密切奏闻！
仁宗皇帝这道手诏，实际上是又一道给陕西前线挥指部的催战书，而且对主张防守的将领表示出不满，提出了严厉批评。
按照仁宗皇帝的判断，陕西前线指挥部将领，接到这份口气严厉的手诏后，应该会很快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出兵方案，并定下出兵日期，但仁宗皇帝却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因素——陕西前线最高司令长官、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在韩、范攻与守的争执中并不想明确支持任何一方。
夏竦此人非常聪明，是真宗时老臣，也当过仁宗皇帝的老师，夏竦对经史百家、阴阳律历，甚至佛经道典无不通晓，更写得一手典雅、藻丽的好文章。然而，正因为他具备了过人的才华，同时也就具备了狡黠、圆滑、私欲膨胀、工于心计、反覆无常的处世心态。当初章献刘太后听政，夏竦内结宦官张怀德，外依宰相王钦若，仕途一路风顺，最终进入中央内阁。不过凭心而论，夏竦这些为正人君子们所不齿的毛病，充其量只是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处事原则，他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后来仁宗亲政，以夏竦是章献太后信用之人贬其出京，但仁宗皇帝对这位老师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成见，因此，当西北局势危急之时，仁宗皇帝以夏竦老臣，最终还是委之以重任。
实际上，夏竦在对西夏的战略方针上，是倾向于范仲淹稳固防守的，当初他和庞籍就向仁宗皇帝陈述过不宜出兵的理由。夏竦虽然出任西北战区最高长官，但他最根本的心思还是想回中央任职，边塞苦寒之地，兵凶战危，可不是他想呆的地方，稍有不慎便会落得身败名裂。因此，尽管他是前线最高军事统帅，但对西北军事事宜却采取了一种能不问就不问、能不管就不管的态度，而且还数次上书仁宗皇帝，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辞去陕西经略安抚使要求。即便是在前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实在不得已外出巡边时，也在军中带着侍婢，以便他随时享受。
在西夏元昊心目中，夏竦是个不值一提的对手，元昊为羞辱夏竦，曾悬赏有能枭夏竦头者赏钱三千。很难想象，当时仁宗皇帝脑袋里哪根筋出了毛病，竟把前线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了这样一个消极怠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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