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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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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宗皇帝这个近乎儿戏的瞎指挥,遭到了兼知延州的范仲淹反对,范仲淹认为,不根据战场具体形势,只按官位尊卑作战,只能是自取败亡。范仲淹在延州亲眼目睹了边陲情况,这在他写的《渔家傲秋思》一词里多少有所体现: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就是当时范仲淹看到的前线情景,范仲淹根据具体情况,把军队分成6队,每队3000人,而后根据敌军多寡轮番出战。范氏这个用兵办法,一时间各路宋军都纷纷仿效。

    在泾原前线的韩琦,也不赞成宋仁宗按官位尊卑作战的设想,但韩琦却没有象范仲淹那样,把仁宗皇帝如此有“智慧”的设想直斥为“取败之道”,而是上书仁宗,有理有据指出宋军作战时存在的弊端,汇报了自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沿边总管、钤辖之下,尚有众多指挥和使臣,每次作战都是临时分领兵马,将领、士兵没有经过磨合训练,其结果是将领不知道士兵勇怯,士兵不服将领的威信,以致屡遭败绩。近来已从诸班中选了一批武艺优良者,分别委任以寨主、监押之职,但这仅仅是聚于一城之中,未能各尽其用。因此,希望陕西都总管司来统一分配这些人:鄜延路15员、环庆、泾原、秦凤路各10员,为逐路教押军阵,分逐州禁军由其率领,根据士兵训练程度、战斗胜负,施行重赏重罚,如此一来,士兵们是勇是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又有赏罚条令驱动,必然会各思奋身,亦避免了主将总是挑选勇敢之士做自己护卫的弊端。

    自古临敌取胜,必须要有战斗力强的奇兵(预备部队),如果一窝蜂并力出战,势必所向皆溃。士兵中并非没有出类拔萃的勇敢者,关键在于这些人都分散在了各个指挥,现每个指挥所辖不过二、三十个人,与士兵混在一处,御敌之际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力,反而受怯懦者牵累,虽想挺身奋战,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乞陛下委臣与范仲淹、庞籍等,分别就各路屯驻、驻泊的当地禁军及士兵、厢兵中,挑选勇力过人、能在战马上使用刀、枪、槊、铁鞭、铁锏、棍棒等兵器者,以每500人为限,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各设两指挥,本路土兵一指挥,屯驻、驻泊兵士一指挥,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环庆路屯环州、庆州,泾原路屯泾州、镇戎军,秦凤路并屯秦州……

    韩琦这个设想,是在战斗部队之外,另设一支战斗力更强的骑兵部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支特种部队,这在茫茫大漠、夏军又多为骑兵的西北战场,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对策。

    此时,韩琦以全族性命保举的范仲淹,也在延州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并收到明显效果,宋军收复了金明寨等延州屏障。并在一系列小战事中扭转了战则不胜的局面,时不时打上一两个小胜仗,使得夏军从此不敢轻视延州。夏军士兵相互告诫:不好再打延州的主意了,今日小范老子(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可不象大范老子(范雍)那样好欺负。

    就在韩琦、范仲淹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西北边陲的时候,仁宗皇帝也得到了一个让他深感安慰的消息——出使契丹的郭稹带回可靠情报:目前契丹没有联合西夏、觊觎中原的迹象。

    郭稹出使契丹,负有两项使命:一是向契丹通报帝国西北用兵一事;另一个,就是侦察契丹有没有配合、援助西夏迹象。仁宗皇帝最担心的,就是北方契丹乘宋军忙于西北的时候横插一脚,一旦如此,那帝国势必将面临两面作战。

    似乎汉民族自诞生之日起,这个略显柔弱的民族,每每在和所谓“夷狄”打交道时,总是热衷于在精神和嘴巴上去战胜每一个对手,而且还深得上天庇佑,总是胜的时候多,败的时候少,把汉民族在军事上的失利,从精神和嘴巴上拚了命地完全找回来。往大里说,这些人是维护了国家尊严,但往小里说,这些人则不过是一能说会道的辩客而已。从春秋战国的苏秦、张仪、晏子、蔺相如辈,乃至更前、更后的辩客,这些人在中国浩瀚的历史大书上,无数次写下了汉民族精神胜利和嘴巴胜利的记载,而这次大宋派去契丹的使臣郭稹,又为这些记载添了精彩一笔:

    郭稹使辽,辽主盛情款待,并邀请郭稹一同观看狩猎,且出于礼貌请郭稹也射上几箭。

    也许辽国皇帝是想看看大宋使臣究竟有什么样的气势?反正郭稹当时一定是这样想的。于是,郭稹把辽主的邀请当做了为国争面子的机会,接过弓箭,如有神助一般,一箭射中一只正拚命逃跑的兔子,这一下可是让辽国君臣相顾愕然,辽主于是便将自己的坐骑及一大堆礼物赐给了郭稹……

    北方契丹无意中原;西北局势也趋于稳固,宋仁宗终于放下了两面作战的担忧。现在,大宋帝国内有可堪倚重的宰相吕夷简主持大政;外有夏竦、韩琦、范仲淹主持西北战局,范仲淹又在延州连打了几场小胜仗,这一切都让仁宗皇帝觉得,是到了宋军大举反攻、覆灭元昊的时候了,大宋帝国必须取得最后胜利,以胜利为这场战争画上圆满句号。

    宋仁宗康定元年八月,仁宗皇帝派翰林学士晁宗悫;入内都知王守忠带着他的手诏来到陕西,催促宋军对夏军展开反击,战争,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可惜的是,现在宋军西北前线的将领,却在攻与守的选择上分成了两种尖锐对立意见。

    主持泾原战区的韩琦坚决主攻。

    韩琦认为:元昊用出其不意的手段攻我,我同样可以出其不意攻击夏军,夏军屡胜,现在警惕性肯定不高,是所谓的骄兵,如果宋军这时候突然发动攻击,元昊必败。

    从战术上说,韩琦提出乘夏军被胜利陶醉、放松警惕之机发动突然袭击,这个建议是极具可行性的。此时西北战局的情况是,夏军虽小有败绩,但元昊对宋军战斗力还是持不屑一顾态度,所谓骄兵必败,宋军如果在这时候大举反击,从军事上说具有一定的突然性,那么,这场战争最后鹿死谁手将很难确定。更重要的是,自西北战争爆发,宋军始终处于被动防守,战争也始终在宋境内进行,大宋帝国承受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如果宋军主动进攻,可以把战争引向夏境,让西夏来付出战争破坏的代价,从而削弱西夏对战争的承受力。

    然而,韩琦的意见却受到宋军前线最高指挥部多数将领的反对。他们认为天下太平已久,人们早已不知道仗该怎样打,现在战争突起,将士没有经过训练,怎么能去向敌军发起主动进攻?应当守好关塞,靠时间来拖跨敌人。

    呵呵,典型的乌龟战术。

    韩琦主动进攻的意见不被大多数人采纳。

    就连韩琦全力保举、主持延州战区的范仲淹也持防守为上的态度。范仲淹认为,宋军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年太宗皇帝以久经沙场的大将、久经战阵的精兵,最终都没能收复银夏,何况今天承平日久,帝国既无沙场老将,也无经过战争的精兵,举兵深入敌境,一旦无法自拔,那连国家安危都可能将是个未知数。

    宋军泾原、延州两个战区主将意见相悖。战争打了这么久,可以说大宋帝国到这时候,仍然是没有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战略布署。但无可否认,宋军放弃主动出击,也就等于放弃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只等着被动挨打。

    就在帝国西北前线将领为攻与守争论不休的时候,西夏杰出的军事家元昊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开始为彻底打破宋军西北防线进行第二次战役布署。

    元昊这次兵锋所指,是韩琦负责的泾原一路。

    宋仁宗康定元年九月十四日,夏军主力突然离开延州西进攻打三川寨,宋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扬保吉战死。次日,担任泾原路都监刚刚一天的刘继宗等人分兵再战,同样以失利告终。此时,泾州驻泊都监王圭赶来增援的三千骑兵,从瓦亭寨至狮子堡,一路上陷入夏军重重包围,王圭身中三矢的情况下,依然率部奋力冲杀,敌军稍退,但宋军乾沟、乾河、赵福三堡失守。韩琦调知渭州郭志高率大军直趋三川,夏军得知宋军援兵大至,纵兵大掠三日而退。这一战,宋军虽然杀死夏军两员大将及大批夏军士兵,但自己也付出5000人战死的沉重代价。韩琦咽不下这口气,命环庆副都部署兼知庆州任福,率兵万余,夜行军70里突袭白豹城,夏军遭宋军突然袭击,溃败,宋军大胜,“焚其积聚而还。

    三川寨之战,是宋军自三川口失利后,第一次和所向披糜的夏军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势均力敌的战斗,同时也是对宋、夏战争结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战斗——它让西夏杰出的军事家元昊从常胜的陶醉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了宋军所蕴含的战斗力,从而在战略上更加重视这场关乎西夏帝国生死存亡的战争,并利用宋军战、守不定的傍徨,运用他丰富的军事经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兵者,诡道也”的含义,再一次以近乎完美的胜利,给了宋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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