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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宋代官吏的俸禄，史学界有一种误解，认为宋代官员俸禄，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都是最高的，这其实并不尽然，但宋代官吏俸禄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做过多的涉及，而当时和韩琦家贫这种情况相同的官员，却实在不在少数。比如当时一代名士、东州逸党成员石介，天圣八年考中进士后，曾历任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通判濮州等职，但庆历五年石介死后，其妻便陷入“冻馁不自胜”的困境，还是得到了其生前好友韩琦、富弼资助，其妻才得以“买田活之”。而宋代家族制度又极为盛行，一般士大夫之家，几十口人、乃至上百口人生活在一块儿的情况相当普遍，这就使许多官员的经济负担极为沉重，就算俸禄较为优厚的官员，一旦把收入平均到每个家庭成员身上，也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很难说韩琦这个情况不是实情。相州韩氏一门，到韩琦这一代，兄弟六人已只剩其三。长兄韩球，早于父亲韩国华而亡；次兄、四兄也均已过世，如今尚在人世的，唯三兄韩琚、五兄韩璩和韩琦。三兄、五兄虽也身在仕途，但韩家男男女女却是近百口子人，仅靠兄弟三人这点儿俸禄养活一大家子人口是非常难的。韩家一门又有着孝悌美德的传统，济人贫困从不吝惜，当年父亲韩国华在世，就诸亲率均俸周急，不间疏近，以是家无余财。姑、姊数人孀且老，悉奉以归，事之甚恭，为其男女婚嫁，又与之营簿业……
韩琦在孝悌奉养、济人贫困这一点上，可谓完全继承了韩家的传统和父亲风范。史书记载；韩琦轻财好施，不计家中有无，周人之急唯恐不丰，尤其是屡次向他求助的人，韩琦从不因此而厌烦，直到后来韩琦官居高位，韩氏内外宗族靠他俸禄奉养的还有十几家，嫁诸兄孤女十余人，供子侄辈读书等，每月俸禄总是不到月终就已用尽。就连朝廷平时给韩琦的恩赏，也常常是先分给旁族旧交之家，如韩琦故交尹洙、石介。
按宋王朝制度，外任官员都有一份“职田”，这是朝廷给予官员经济补贴的一种，是以国家土地、或者往年百姓逃亡后留下的无主农田来充当，地方官员可以雇用人力耕种。这些职田是不用给国家上缴赋税的，其所得由耕种者和职田主人平分。两京、及大的藩府为40顷，次藩镇35顷，防御、团练州30顷，中、上等的州20顷。按韩琦所要求的舒、宣一带地方，知州可以有20到30顷土地的职田，这对于韩家庞大的家族来说，聊补日常家用还是大有帮助的。
从韩琦要求外任到舒、宣一带州府来看，韩家庞大的家族人员，此时并没有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居住，而是应当跟随韩琦的三兄，时任广南西路转运使的韩琚，居住于江左一带，所谓有父从父，无父从兄，此时的韩家正以三兄韩琚为长。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不排除相州还有韩氏家人的可能。
然而我们同样不能排除的是，韩琦于此时再次请求外任，是不是还包含着另一个不为外人道的原因，那就是韩琦面对朝廷眼下激烈的范、吕之争，只能无奈地选择置身事外——逃避。因为争执双方，一个刚正、坦诚的范仲淹是韩琦心仪之交；而另一个则是对他还有着知遇之恩的吕夷简，韩琦应当支持哪一方？反对哪一方？
韩琦甫为三司吏，便遇到了这场士大夫之间的激烈对战，而此后“庆历新政”时的要员们，几乎全都卷入了这场大争论。韩琦并不否认，吕夷简在任用官员上，的确有“恩出于己，笼络士心”的私念，但他同样也不能否认，吕夷简用人，也并非完全毫无原则的任人唯亲。或者韩琦此举，是想对朝廷和吕夷简处罚范仲淹表达一种委婉的不满？再或者，韩琦是对朝阁里这种无休止官场争斗感到了厌烦？再要么，是韩琦对自己当年一甲第二名进士、馆阁清流之身，十年岁月总是在具体俗务上转圈心灰意冷？再或者……总之，韩琦这次的奏请终于是得到了朝廷批准，并如愿以偿出知舒州。
但是，命运注定韩琦这位帝国未来栋梁辅弼，必须为北宋王朝历史留下一段辉煌篇章。就在韩琦出知舒州一事基本已成定局的时候，朝廷里围绕吕、范之争的一场风波，也已酝酿形成。严格说，这场风波似乎出乎了宋仁宗的预料，但却更加让他相信，范仲淹这丫的在朝中果然是结党营私、朋比相连，从而也坚定了宋仁宗惩治“朋党”的决心。
范仲淹出知饶州，宋仁宗下诏以范仲淹“朋党”张榜朝堂，并申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朝廷严治朋党，杀鸡儆猴，一时间帝国政坛一片萧杀，无论谏官、御史，这些本来负有“规谏”使命的官员们一个个都三箴其口，没人敢站出来为范仲淹说一句话。
但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总有那么一些率直忠耿之士不为强权所惧。范仲淹第三次被贬，朝廷大员里没有谁敢去为他送行，唯独天章阁待制李纮和集贤校理王质两人，在范仲淹离京前夕，带着酒菜去给范仲淹饯行，而王质，居然还留在范仲淹家相语数夕。有人为此讥诮王质，王质回答说：“希文（范仲淹字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而另一位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也向仁宗皇帝上书，为范仲淹鸣不平。还有和范仲淹、韩琦关系都不错的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本来没他什么事儿，他却上书仁宗，说什么“仲淹忠谅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说自从范仲淹获罪，受范仲淹举荐的人都受到了牵连，自己是范仲淹一党的人，理应跟着受罚，乞与仲淹一同降黜，以明朝廷典宪”等等。这完全就是在跟仁宗皇帝置气。
还有另一个更让仁宗恼火的馆阁校勘欧阳修，虽然没有直接上书替范仲淹说什么话，但却把一腔怨气都撒到了对范仲淹被贬持赞同态度的右司谏高若讷头上，写了一封《与高司谏书》给高若讷，将高骂了个狗血淋头。高若讷哪里肯受这份窝囊气，于是跑到仁宗那里告了一状，说范仲淹获罪朝廷之后，臣尊奉敕榜，不敢轻易营救，谁知欧阳修却给臣写来一信，对臣大加抵毁，说范仲淹平生刚正，通古博今，朝堂上没人能比得上的，指责臣不能为仲淹辩其无辜获罪，却还有脸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说臣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之事，并从此知道臣不是君子……
如果说仁宗皇帝当初诏诫“朋党”，还有着一点警示朝臣之意的话，那么现在，几个馆阁清流如此替范仲淹抱不平，不仅证实了范仲淹在朝中的确结党，也是明目张胆向他这个至高无上的“天子”挑战！真是岂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帮书生愤青拿着鸡蛋去撞石头，自然没什么好结果，愤怒的宋仁宗一纸诏书，众书生纷纷落马。集贤校理余靖落职监筠州酒税；馆客校勘尹洙监郢州酒税；欧阳修则被贬为夷陵令。
不能否认，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王朝是中国政治环境相对清明、宽松的一个朝代，除了后来偏安一隅的南宋皇帝赵构杀过一个进了两府的大臣岳飞之外，两宋300多年历史，历代皇帝极少杀戳大臣，如欧阳修等人这般跟宋仁宗大唱对台戏，得到的外罚却只是贬职了事，这在其他王朝里几乎不可想象。
朝中出现了如此变故，虽不至翻天覆地，但毕竟是一场惊涛骇浪。不知仁宗皇帝是不是于此时看到了韩琦这位天圣五年一甲第二名的天子门生外任的奏报？还是首相吕夷简觉得现在到了该为国家再荐贤才的时候，反正，就在韩琦如愿以偿出知舒州，辞别同僚行将离京的时候，仁宗皇帝以朝廷缺少谏官，一纸敕命，免去了韩琦出知舒州的任命，调韩琦出任右司谏。
北宋王朝未来一代栋梁之臣，从此将开始他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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