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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吕夷简设想，调范仲淹知开封府，京城繁杂的具体事物一定会缠住这个好管闲事的家伙，让他没有闲暇再管朝廷的事儿。再一个，京城三教九流、皇亲国戚、公子王孙什么人都有，开封知府这个差事儿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一旦他范某人忙中出个什么差错，那就可以借此机会，毫不客气地将范仲淹再次开销，拔去这根眼中钉、肉中刺。然而，吕夷简煞费苦心的安排还没有收到什么预期效果，范仲淹居然就率先向他发难，弄出个“百官图”，直指他任人唯亲，说什么朝廷所用之人大都出自吕氏门下。
也不知道范仲淹为此花了多少时间调查，竟然还在图上写的明明白白：谁谁是按规定正常序迁的，谁谁是靠私人关系越迁的，谁谁的安排是按规章办事，谁谁的安排是以权谋私，等等。更让吕夷简恼火的是，范仲淹竟然向仁宗皇帝建议：以后皇帝身边大臣需要破例进行任免的，不宜完全交给宰相去办理，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吕夷简在朝堂上就是一手遮天。
不知道范仲淹百官图上所说的这些官员，其迁转真的是经过仁宗皇帝批准？还是范仲淹拿出的这些证据让仁宗皇帝觉得并不足以采信，反正，范仲淹这份“百官图”，一开始并没能动摇宋仁宗对吕夷简的倚重和信任。
似乎命运之神在范、吕之争中总是对吕夷简青眼有加。就在范仲淹“百官图”没能对吕夷简造成什么威胁的时候，命运却给吕夷简提供了一个开销范仲淹的机会。这个机会的起因，在于当初和范仲淹一同被贬的孔道辅。
孔道辅回京后，仁宗皇帝给了他一个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不知孔道辅是出于对天子的感激，想肝脑涂地报答皇恩？还是脑子里哪根筋出了毛病，心血来潮，孔道辅竟然向仁宗皇帝提了一个迁都洛阳的建议，真是没乱添乱。
然而，仁宗皇帝对孔氏的这个建议却似乎颇感兴趣。
凭心而论，宋仁宗有迁都洛阳之心并不是他发神精，一时糊涂，而是赵家先皇帝早就有过这个想法。
帝国京城开封，尽管杨柳岸晓风残月，极尽繁华，但的的确确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四面平坦，在军事上毫无地利优势可言，其安全保障全仗京城四周驻扎的数十万大军。这个严酷的现实，不能不让宋仁宗时时都有一种坐在风口浪尖上的感觉。当年太祖皇帝曾想迁都洛阳不成，如今大宋帝国建国已80年，太祖皇帝对开封做为都城终将面临种种弊端的预言已渐露端倪，因此，做为一代并不算昏庸的皇帝，宋仁宗重视孔道辅的建议，也算是一个有心之举。很难说得清，如果当年宋仁宗真的迁都洛阳成功了，那中国的历史还会不会是今天的写法？
对于孔道辅迁都洛阳的建议，刚刚上了“百官图”，却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的范仲淹，在得知仁宗皇帝对孔道辅建议很感兴趣之后，立刻上书仁宗，在孔氏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两面兼顾的方案设想。
范仲淹在奏折中说：国家太平之时，不可有迁都之议，但洛阳有函谷关和黄河之险，的确是一个建都的好地方。帝国可以先在洛阳预做准备，逐步修建仓储、积蓄粮草，这样一旦北方辽国有什么动静，帝国则可退可守。天下太平的时候居东京四通八达之地，以便利天下，急难之时则居洛阳险固之地以守中原，这就是《易经》上“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的道理。此外陛下还应修德，以德服天下，让四方狄夷不敢生叛逆之心，只有这样，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范仲淹这话，实在和当初太宗皇帝反对太祖迁都洛阳说的“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如出一辄。但范仲淹的建议，却实在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考虑。没有人能否认，假如宋仁宗此次真的将都城迁到了洛阳，或者真的按范仲淹这个建议在洛阳做了长远规划，那么多少年后，北宋王朝“靖康”之耻的结局将绝对不可能出现。
但历史，永远不承认“如果”。
对于范仲淹这个两全之策，仁宗皇帝并非不动心，但宋仁宗终究是个缺少魄力的主儿，他没有对范仲淹的建议做出决断，却把范仲淹这个奏议告诉了吕夷简，想征求吕首相的意见。
吕夷简毫不费力得到了诋毁范仲淹的机会，不过吕夷简却没有使用半句激烈的言词，他只对宋仁宗淡淡说了一句话：“此范仲淹迂阔之论也。”
吕夷简这看似平淡的一句话，其实暗藏着多种含义；既可以理解为对范仲淹书生之气的善意嘲讽，暗示宋仁宗对此不必理会，也可以让仁宗皇帝理解为吕夷简对范仲淹此议不屑一顾。
但不论哪一种含义，吕夷简都给了仁宗皇帝一个暗示：迁都之议，可以休矣。
做为帝国首相，吕夷简这个回答没有丝毫可指谪之处，但却不显山、不露水在范的脚下垫了一块砖：范仲淹迂腐书生一个。
无可否认，吕夷简不愿大张旗鼓招惹范仲淹这位是非不断的难缠人物，以吕夷简的权谋机变，他宁愿做任何事都不显山、不露水，暗地去完成，尤其在范仲淹上了“百官图”，朝堂上下都知道二人有矛盾的时候，吕宰相更不想授人以柄。
吕夷简避实就虚，不和范仲淹正面发生冲突，却又对范仲淹的奏议如此轻描淡写，这让早已憋着一肚子火，准备和吕夷简大干一场的范仲淹如老牛掉进枯井，有力无处使。范仲淹自然是不甘就此罢休，于是挥动如椽大笔，写了《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四篇文章进奉仁宗，其大意无非是讥讽时政，又举出汉成帝信用张禹，终致王莽之乱的故事，并直言不讳地指出：“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不可不早辩也。”
范仲淹攻击矛头直指吕夷简，且还如此咄咄逼人，尤其范仲淹竟然还把他比做汉代的张禹，这让沉稳、老练的吕夷简终于忍无可忍，在仁宗皇帝面前对范仲淹奋起反击。老谋深算的吕夷简，深知优柔寡断的宋仁宗内心深处最忌讳的是什么，也更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罪名，才能把范仲淹干净、彻底的置于死地。
吕夷简为范仲淹定了两条罪名：
1、越职言事、荐引朋党。2、离间君臣。
吕夷简选择“离间君臣”做为弹劾范仲淹的理由之一，不能说没有道理，毕竟，范仲淹指责他是汉代“张禹”，那岂不是影射宋仁宗就是汉成帝？但吕夷间也知道，这条罪名在宋仁宗眼里还算不上什么严重问题，吕夷简这样说，甚而还有点蔑视圣上之嫌——他仁宗皇帝就那么好哄？那岂非成了一个昏君？只要宋仁宗不受蛊惑，谁又能离间得了？然而，吕夷简真正的杀手锏并不在这里，而在第一条中的“荐引朋党”，吕夷简相信，只要仁宗皇帝看到“朋党”这两个字，那一定就会火烧屁股。
果然，吕夷简一矢中的，直击到了宋仁宗的痛处，范仲淹居然敢“荐引朋党”？这还了得？！前不久，被罢职的李迪已经露出过“朋党”苗头，这才过去多长时间，现在又来了个范仲淹？联想到当初范仲淹等一班人联合起来，力谏废郭皇后，难道范仲淹真在朝中暗中结党？但吕夷简既然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名道姓地提出来，那看来决非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了。
吕夷简奏的这一本，让宋仁宗感到了事情严重，仁宗皇帝不得不认真考虑吕夷简的话了。
而此时的范仲淹，襟怀坦荡，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天子“朋党”之忌，还在闷着头，连篇累犊地上章和吕夷简对阵，并且话也越说越不中听，但仁宗皇帝可不想陷在这无休止的“朋党”斗争里，为免将来后患，宋仁宗一纸诏命，免去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之职，命他离京出知饶州。
或许是宅心仁厚的宋仁宗不想牵连太多的人？要么是吕夷简达到了赶范仲淹离京的目的，而且也预料到范仲淹此次再贬，朝堂上肯定还会有人站出来替范仲淹说话，吕夷简不想让事情白热化？因此，当侍御史韩缜上书，请以范仲淹“朋党”之事张榜朝堂，并戒百官越职言事的建议提出来时，仁宗皇帝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
然而，宋仁宗和吕夷简都没有想到，正是围绕范仲淹的再次被贬，帝国朝堂竟会再一次闹出一场风波，这事儿且稍后再说。
也就在帝国朝堂波谲云诡，吕、范二人争的不亦乐乎的时候，调任三司度支判官不久的韩琦，因家族贫困需要供养，向朝廷再次递交了请求离京外任的奏折——《乞外任知州状》，大意是说自己丁忧回到京城，先后在馆阁、监库、开封府任职已经4年有余，因家庭生活困难，曾经几次请求外任，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后又蒙皇上恩典，授臣担任三司度支判官，臣感念圣上的信任，未敢再提外任的事儿，现臣在度支任上工作已经半年多了，臣家族成员较多，生活困难……希望圣上恩准臣在舒（舒州，宋属淮南路，治所在今安徽省潜山县）、宣（宣州，宋属江南东路，治所在今安徽省宣州市）二郡、或者在这附近一带的州郡任职，这样能借助公田和俸禄收入来帮衬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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