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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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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琦怀着满腔悲愤,从镇戎军返回泾原,迎接他的,是数千名阵亡将士家属白幡飘飘,举着战死士兵生前穿过的衣物,一路抛撒招魂纸钱遮道马前,父哭子、子哭父、母哭儿、妻哭夫:“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从招讨以归乎?”

    朔风悲鸣,哀恸之声响彻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进。

    有关宋军好水川之败,一些史书曾有这样的记载:“延州范仲淹闻之,叹息曰:‘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说范仲淹还记着尹洙当初以韩琦“大凡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来劝他出兵,现在面对战死者家属的悲嚎,恐怕再不能置生死于度外了。

    姑且不论这些史书所记是否有谬误,或者后世史家出于自已的好恶,随意的去猜测、意会,但以范仲淹为人之凛然梗直,黑白分明,及韩、范二人惺惺相惜的交情,范仲淹决不会有这样的幸灾乐祸之举。

    宋军好水川惨败,帝国朝野震动,一时间,韩琦承受着来自朝廷内外的巨大压力。但韩琦心里非常清楚,单从此次军事战术上说,自己并没有太多过错:

    如果任福按照当初制定的路线行军;

    如果任福按照他“并兵合势”的要求;

    如果任福切实执行“断敌退路”;

    如果鄜延、泾原两路同时出兵;

    如果……

    那这场惨败将根本无从发生。

    但现在一切都晚了,一万多将士魂归大漠,做为前线指挥官,他,又能说什么呢?

    韩琦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事实求是,简单明了地上章自劾:

    臣命所部将士倾巢而出御敌,独居孤垒之中,每天盼望着胜利的捷报,而任福等将领,没有按照当初臣和他们制定的断夏军归路计划,以致兵败阵亡,上挫国威,愿正显戮。

    对于帝国仁宗皇帝来说,这几年似乎就一直流年不利,不顺心的事情总是结伴而至。庆历元年二月,就在陕西前线攻、守不定、仁宗皇帝为之烦心不已的时候,时年才一岁多的皇子赵昕死了。仁宗皇帝还没来得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宋军好水川惨败的消息又传到京城。尽管此时内宫才人朱氏又为仁宗皇帝生下了皇三子,但现在的宋仁宗,已经没有多少心情去顾及这事了。

    宋仁宗听到了好水川兵败的消息,但是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愤怒,剩下的只有震惊、迷茫、痛心,甚至还有点不相信:范仲淹不是说元昊要乞和吗?怎么会有好水川如此巨大的惨败?韩琦不是很有才干的栋梁之材吗?怎么也不是元昊对手?元昊这小子,果然是个不世出之才,难道,上天注定他是个真命天子吗?难道大宋帝国近百年基业,要毁在这小子手里吗?

    直到仁宗皇帝接到了韩琦自劾的奏折,他这才相信,宋军好水川惨败,真的是千真万确、万确千真。

    但是,这个责任应当由韩琦来负吗?

    宋仁宗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不会想不到,如果当初听从韩琦的建议采用攻策,两路出兵,占据主动,那此时夏军恐怕早已灰飞烟灭,元昊这个跳梁小丑也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最不济,至少也能保西北边境数年的平安,但是现在……但是现在……

    宋仁宗不会、也不可能承认,导致宋军屡次惨败的最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他的优柔寡断、坐失掌握战争主动权的良机。

    最好的防守不就是进攻吗?

    但宋仁宗却知道,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稳定大败之后的前线军心,让宋军士兵能化怯战为力量。于是,在确知了这次阵亡将领人数的同时,仁宗皇帝下诏:

    赠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

    王圭、赵津、武英、桑怿等将领一并赠官,追封其母亲、妻子,并录用其子孙。然而,对于知谏院孙沔等人处罚韩琦的要求,仁宗皇帝却有点犯难。

    韩琦忠诚为国,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就是好水川之败,兵事诡异,瞬息万变,难道全都是韩琦的过错吗?坐在和平环境里瞎**谁都会,去前线真刀真枪试试,那些什么事都不干的人绝对不会犯错,会犯错的都是干实事儿的人,在帝国边陲正当危急之际,处罚这样一个精诚为国、在军事上可堪倚重的大臣,让他流汗又流泪,实在不合适宜吧?可是,如果对韩琦不做任何处罚,又实在难以服众,毕竟,韩琦是泾原一路的军事长官,好水川之败,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在仁宗皇帝为怎样处罚韩琦踌躇不定的时候,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送来了好水川兵败为韩琦申辩的奏章。夏竦派人收敛好水川阵亡将士,在任福身上发现了韩琦戒谕任福不可贪功的亲笔信,这才知道原来韩琦早已制定了作战方案,好水川兵败,是宋军违背了原定的作战计划。

    夏竦的奏章,让仁宗皇帝大为欣慰,这让他在处罚韩琦一事上有了极大回旋余地,宋仁宗降御札给韩琦:

    李广数奇,非由失计。孟明三败,终能赎过……卿训励边师,皆合事机,但诸将偶失持重,轻敌寡谋,然其尽节死战,足谓忠勇,亦卿奖励所至。勉更悉心极虑,以图来效,倚任之切,鉴寐不忘。

    仁宗皇帝这封手札,对韩琦没有丝毫责备,反而更多的是安慰、鼓励和嘱托。宋仁宗用汉李广命运不济,春秋战国名将孟明视三败三战,最终取得胜利来安慰韩琦,并勉励他继续悉心国事,以图来效。至于对韩琦行政上的处罚,则是免去陕西经略副使、枢密直学士、起居舍人,调离泾原,以右司谏知秦州,这等于仁宗皇帝依然没有把韩琦调离西北前线。

    事情到此本该告一段落。

    但知谏院孙沔却不依不饶,上书仁宗:

    ……去岁刘平、石元孙之没,夺范雍节铖。今春任福之败,罢韩琦经略,中外皆谓朝廷威罚不举,责效太轻……安有权握大众,坐玩寇敌于覆军杀将,蹙国损威,而曰‘我不预知’,是安用名为统帅也?

    孙沔翻出三川口之战,连同这次好水川兵败,指责朝廷对范雍、韩琦的处罚太轻。但仁宗皇帝自己心知肚明,不管朝议如何,依然下诏调韩琦知秦州,丫的你是皇帝?还我是皇帝?

    好水川兵败,关右大震。仁宗皇帝采纳富弼的建议,下诏从京东、西等九路增募乡兵设宣毅军(军区),大州设两指挥,小州设一指挥,共合十万人,为就粮禁军。

    好水川之败,对仁宗皇帝的打击是巨大的,但也激起了仁宗皇帝最后残存的一点报复之心。泾原一路现在元气大伤,但鄜延一路却一直在养精畜锐。范仲淹不是一直在对元昊招抚吗?那就将计就计,罢去各路宋军行营番号,向元昊公开进行招抚,使夏军产生骄怠之心,背地里却做好出兵准备,择机进攻,一雪前耻。于是,仁宗皇帝下诏给延州的范仲淹,让他检视士兵勇怯情况,如果士兵不至畏懦,则可出兵攻击,乘机建功立业。

    然而宋军好水川兵败,又给了范仲淹坚持防守的新理由。范仲淹上书给仁宗说:任福勇于战斗,贼退便追,不依韩琦布署,招致惨败。任福等人都是边上名将,尚且无法和元昊抗衡,现在其余诸将都不如任福,如果让他们深入敌界,实在无法想象会遭到什么样的悲惨结局。以臣所见,延州一路还是依前所奏,暂时修复南安等三、两处废寨,安屯当地居民和弓箭手,做为稳固的屏障。贼军来的人多则守,来的人少则击,有机可乘则攻,这样才能依托有利地势,扰乱敌人,出奇兵进讨敌人。

    犹如一只涨满的气球被范仲淹一针见孔,宋仁宗最后一点残存的出兵勇气,被范仲淹这封奏折给彻底荡涤了。宋仁宗放弃了取消各路行营番号计划,宋军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主动出击的设想。但无可否认,范仲淹这次的意见却是正确的:泾原一路宋军元气大伤,鄜延如果出兵,势孤力单,很可能重蹈好水川覆辄。

    范仲淹可以说服宋仁宗不主动出兵。但眼下让范仲淹感到棘手的,却是他在对元昊的招抚上,陷入到了一个极为被动局面。

    当初范仲淹力主防守招抚,元昊投其所好派人议和,西夏军队从而得以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倾全力对付泾原的韩琦。

    但现在,元昊在解决了泾原宋军之后,却立刻撕下了议和嘴脸。范仲淹派去见元昊的使臣韩周,刚开始还受到夏人礼遇,但当泾原宋军被歼之后,韩周的境遇立刻大变,在西夏受了40多天冷落,最后换来的却是元昊让其手下大臣写给范仲淹的一封信。而更关键的是,元昊在这封长达26页的信里,其中20页都是在大放蕨词,极尽污谩之能,这样的一封信件,怎么能让仁宗皇帝的龙目观看?

    现在,范仲淹想战,已经丧失有利战机,想招抚,更是没有半点儿可能。此刻的范仲淹,就算再为当初自己力主防守感到后悔,也不得不接受眼前元昊的羞辱。但做为帝国大员,范仲淹在夏使面前必须维护国家尊严:范仲淹悄悄录下书信副本,然后当着西夏使臣的面焚毁信件,算是对西夏决绝的回答。

    然而人臣无外交。

    当范仲淹派韩周将自己删改过的这封信送到朝廷后,立刻在朝中引起激烈反响:

    首相吕夷简诘责韩周:不经朝廷同意,竟敢擅自出使西夏?!

    参知政事宋庠更是言辞激烈,请斩仲淹,以正国法。

    很难说帝国首相吕夷简,在处理范仲淹这件事情上,没有再一次使用他高超的政治手腕——

    目前帝国中央内阁中,仁宗皇帝最倚重的股肱大臣是两个:

    一个是首相吕夷简。

    一个就是参知政事宋庠。

    现在,吕夷简的权威几乎是无人可挑战的,但惟独参知政事宋庠,仗着仁宗皇帝对他也颇为信任,在许多事情上和吕夷简大唱反调,吕夷简虽然对宋庠很恼火,但碍于宋仁宗对宋庠的信任,一时间也无可奈何。

    凭心而论,有宋一代政治家中,论政治斗争手段,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权谋机变的吕夷简更高明、更善于把握机会,现在,吕夷简的机会就又一次来了:范仲淹擅自通书元昊,违背朝廷规制,又没能收到任何效果,吕夷简愤然对宋庠说:“自古人臣无外交,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何敢如此?!”

    吕夷简和范仲淹之间的恩恩怨怨,宋庠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

    范仲淹擅自通书元昊,又的确违背了国家法度,现在吕夷简对范仲淹如此的不满,看来于公于私,吕夷简都要治范仲淹的大罪了。

    不能说此时的宋庠就没有什么私心杂念,至少,维护国家法制这个显示忠诚的机会,不能让他吕夷简一个人给占了。因此,当仁宗皇帝和内阁大臣讨论对范仲淹的处罚时,宋庠便抢先提议,应当斩范仲淹以正国法。

    宋庠的建议,遭到枢密副使杜衍强烈反对。杜衍认为:范仲淹本意在于招纳西夏叛酋,其愿望是好的,怎么能够治罪呢?而宋庠以为这次吕夷简一定会帮着自己说话,但却无论如何都没想到,吕夷简居然支持杜衍的意见,让宋庠一下子陷于孤立。

    宋庠被吕夷简给卖了,还窃喜着为吕夷简数票子,现在宋庠被孤立,一时间仓惶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

    宋庠的提议受到了朝中士大夫的批评,知谏院孙沔更是上书仁宗替范仲淹辩解。仁宗皇帝权衡再三,做出了和韩琦同样的处罚:免去范仲淹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以户部员外郎知庆州。同时,以资政殿学士陈执中为“同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知永兴军,而仍诏夏竦判永兴军如故。

    至此,韩琦、范仲淹主持西北军事一事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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