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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仁宗皇帝为两府大臣的束手无策恼火不已的时候，此时的陕西安抚使韩琦，在经过对前线各地的深入视察后，给仁宗皇帝送来了一份儿颇为详尽的调查报告：
臣素不知兵机，也没有担任过边防之职，皆因西夏侵犯延州，陕右惊骚，陛下不以臣非才而委重任。臣受命径趋西陲，昼奔长途，夜则研讨局事，周历边郡，所见所得粗有一二，本想于归觐之日面陈陛下，又恐延误时机，因先为伏奏；臣窃以为，元昊包藏逆志，岁月已久，而朝廷对他从未有过怀疑，以至养成今日之患。现西夏兵强马壮，物资丰富，元昊又招纳亡命之徒，为其出谋画策，比当年李继迁跳梁小丑般的局面已强盛百倍，因此才敢号称率30万雄兵，长驱直入，直扰延州，破寨逼城。
朝廷命刘平统兵三路，以石元孙为副，此二人已是朝廷大将中一时之选，但其结果却是兵败被俘。偏将之中勇猛如郭遵、万俟政等，亦或被俘，亦或阵亡，而倚为西北屏障的当地土豪李士彬、米之顺、李思忠等部，也是非降亦俘，宋军阵亡者几近万人，诸路闻知，无不惕然丧气，敌军气焰由此可知。
范雍因指挥不当，受降移处分，已有赵振接任，现在延州当地土兵虽已得到补充，但仍不够从前人数。其余如范雍的统治策略、刘平的勇智威望、偏将郭遵之辈的骁勇敢斗，在后来接任的将领中没有人能超过者，而幸存的当地百姓无力自保，无不萌生逃亡之意。
从鄜州到延安，路程很短，中间只有两座小城，周围24里，两座土山横跨其中，正当狗道岭夏军骑兵来路，川原坦阔。虽已有张宗海率军加固修茸，但仍不甚完备，制度低小，仅以家居的独扇门为遮挡，至今没有材料修换。据测算，修膳此处所需人工木材多达数万，转运司无力应付。近来得知张亢将调任鄜州，或就有物资修茸，但按时间计，也必须到开春才能完成，况且城中驻守兵马不足三千，万一敌军直攻鄜延，恐怕鄜延将很难防守，而鄜延一旦失守，则延州城寨将尽非朝廷所有。鄜延一带原是当年元昊进贡朝廷时所走的路线，山川险易，尽被夏人所知，况且距银、夏较近，元昊尽占地利，臣非常担心夏军会出其不意，发动突然袭击，因此，防御重点应以鄜延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会消除夏军深入之患。
其次，环州距夏境最近，新近用刘兴出任知州，庆州久缺布署，高继隆、张崇俊虽有报国之心，但没有经过战事，不可全然倚任，而驻泊都监（监军）之内又没有得力人选。
夏竦节制泾原等路，以葛怀敏为副手，如果从智谋上来看，葛怀敏很难和夏竦相比，再以勇于冲锋陷阵来看，葛怀敏平生未识战阵，亦和一书生无异。鄜延、泾原本设有两员经略使，分别节制诸将，自范雍得罪之后，再也没有派人，经略司明摆着不起作用，这怎能不让夏竦担心自己所任之职，早晚也会被免去而萌生退志？如此怎能成功？惟有秦凤一路距夏军太远，与别的几路相比，无需多虑。
同州、河中府距延州不远，驻兵策应本为上策，但却以魏昭炳、王克基这两个从没有离开过京城的人来领兵御敌，前日暂至延州，已是心惊胆破，加上诸路城寨都要分兵驻守，分散了军力，大抵一州之兵有一半要驻守各寨。边臣因循守旧，不知随机应变，谋及废置，皆率异同，殊不知承平之时边臣无事，竟相增置寨栅以邀恩赏，这样的寨栅只能为当地百姓防防盗贼而已，于国家又有何益？而每一寨栅孤军独驻，却仍须要蓄积粮草，结果敌军一到，全部为敌所有。
前线将帅失和，妒能害功，动辄就闹矛盾，东兵（禁军正规军）骄横无比，临阵却总先逃，内臣战则失利，所有这些都是当前最大弊端，臣不能不深为朝廷忧虑。再兼各处主兵的将领不得增加兵马，皆无不因此而恐怯，而朝廷又以昔日之数为例，禁止将领陈乞原因要求增兵，臣窃以为，若元昊以倾国之兵全力攻击一路，敌众我寡，则宋军战必败亡，则敌军所至，必会畏避兵锋，因而致使敌军长驱关辅，人户惊逃，繁荣城邑任敌军屠掠，京辇之地岂能不为之动摇？因此，陛下应制定稳妥的战略方针和攻守规则，早图平殄，以安生灵，但这些自然是非臣下的孤陋寡识所能考虑到的。
臣今为陛下计者，不如差精锐士兵三、五千，或者从同州、河中府驻军中调派，进驻鄜州，再选一有才望大臣，重任本路经略之职，同时兼知鄜州，处置边防军事，而令张亢就充任本路钤辖，屯驻鄜州；再用朱观知环州，以葛怀敏任环庆部署。如果朝廷确实认为重置经略一司没有必要，那就专为鄜州增兵，以葛怀敏知泾州，充替夏竦。如此则理顺了归属关系，使边臣不再为此分心，同时尽快选派才勇兼备的将领出任环庆部署，调秦州曹琮兼管泾原路兵马公事，以分调秦凤闲兵互相策应。其沿边堡寨，除原来是较大寨堡，曾广屯过兵马外，其余孤小寨栅并兵入城，只留二、三十名兵士为斥侯，设弓箭手以防护。所在沿边各路之分都监、都巡检等空缺职务，亦从诸班新换迁转臣僚中选人，尽快赴职。至于河中府、同州部署、钤辖，请另委稍知军事之人，替换魏昭炳、王克基二人。另，所有沿边州军招置的蕃落、保捷等指挥，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为不合理的刑法制度，已失去了很多人，亦请速降指挥，催促招收，但以人材壮勇、甚称任者充当。愚短所见，愿早日裁择。
韩琦这份奏折，无异于让仁宗皇帝如夜行之人，于茫茫无助的黑暗中看见了一星灯火。没有比韩琦亲历边陲后，提出的这些建议更值得仁宗皇帝信任的了，这才是帝国可堪委以重任之臣，是国家干城之材！
仁宗皇帝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全部采纳了韩琦的建议。
与韩琦审时度势、条理分明的建议相比，帝国枢密院真是让仁宗皇帝失望至极，这个帝国最高军事机关，自从刘平、石元孙三川口兵败之后，居然连征召乡兵这样的事情都久拖不决，这如何能不让宋仁宗生气？
而更让仁宗皇帝惊心的是，三月丙子这一天，一场浩烈大风席卷京城，直刮的白昼如夜，且一直持续了约一刻之久才平息。而是夜，又有数丈长的异气出现在东南方；不久，京城冠绝天下的开宝塔，人们大白天突然看见塔上亮起一盏灯，紧接着是两盏、三盏、直到千百盏，稍时雷雨大至，开宝塔燃起大火，竟在“天火”中化为灰烬。
凶险的天象，奇异的怪事。
仁宗皇帝不知道这些古怪异事都预示着什么，只好自躬反省，下诏罢去大宴，并再次下令，让中外畅言朝政阙失。至此，枢密院三位主管军事的大员，好运算是走到了头，尽管仁宗皇帝早前下诏，让中书参与枢密院有关边防事宜，中书长官对此也应负一定责任，但宰相张士逊还是涎着老脸，落井下石，把责任一股脑推给了枢密院，指责“军旅之事，枢密院实难辞其咎”。
种种因素，终于促使宋仁宗改组枢密院，以对边事终究还提出过一些建议的三司使晏殊，知河南府宋绶两人并知枢密院事；以驸马都尉王贻永同知枢密院事，并接受韩琦对范仲淹的举荐，把时任知永兴军的杜衍调为权知开封府，原知越州的范仲淹恢复天章阁待制，调知永兴军。
与此同时，仁宗皇帝也对西北有关事宜做了一系列布署：下诏给已转迁升为朝官的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知州、通判，让他们各自举荐当初在任内发现的可任将帅者；命中书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与枢密院就边防事宜联合办公；又诏令凡戍边军士，每月派内侍存问其家，病者给药、给医，死者为之敛葬，以消除其后顾之忧；再另派使臣赴陕西，组织当地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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