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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宝元元年三月（景祐五年），大宋帝国新一届中央内阁组成。尽管入主中书的人选不如人意，但毕竟那个无所事事的老人政府退出了帝国政治舞台，毫无疑问，右司谏韩琦在这个问题上功不可没。
似乎是新一届政府对韩琦忠于国事的肯定，有人提议授韩琦知制诰之职以示褒奖，韩琦对此婉言谢绝，他说，劝谏之事陛下已经听从，这就够了，如果因此而得到一个好官职，这不是我的本意，那天下人会如何看我？这就是韩琦，坦荡胸怀，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
也就在韩琦契而不舍、坚忍不拔连章弹劾王随等四相时，大宋帝国西北边陲浩浩大漠中，党项族首领、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元昊已经完成建立西夏帝国的军事准备。那时候，大宋帝国的右司谏韩琦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和元昊将会在西北大漠中，为大宋帝国版图的完整，将会有一场生与死的铁血较量。
此时的西夏经过元昊的苦心经营，已经悉有夏、银、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等十四州之地，大漠万里。而其都城兴州，前阻黄河天险，背倚贺兰山脉，军事建制分设十八监军司，分别由各部族首领担任统帅，总兵力达50万人，其整个兵力布署为：
河北7万兵力，以备契丹。
河南盐州路，5万兵力，以备宋国环庆、镇戎、原州。
左厢宥州路，5万兵力，以备宋国鄜延、麟府。
右厢甘州路，3万兵力，以备吐蕃、回纥。
其余兵力则分别留守贺兰、灵州、兴州、兴庆府。
在元昊心目中，建立西夏帝国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契丹，也不是来自他曾经征服过的吐蕃、回鹘等部族，而是来自一直以正统中央政府自居的大宋帝国，因此，西夏元昊的军事重点从一开始就放在了对宋的战争准备上。
宋仁宗宝元元年正月（景祐五年），元昊为窥探大宋帝国河东一带道路地形和军事布防等情况，以到五台山供佛为名，向大宋帝国中央政府提出请求，要求进入河东腹地。
如果按照常理，边境局势如此不稳，大宋帝国理应存一份警惕之心，但不知是大宋帝国故示大方？还是自认边备固若金汤，不怕他人窥三探四，大宋朝廷居然同意了元昊这个请求，从而为西夏侦察大宋虚实提供了难得的方便。而元昊正是根据侦察到的大宋情况，才和各部酋长歃血为盟，制定出了先攻鄜延、三路大军齐头并进夺取延州的作战方案。
严格来说，元昊这个对宋帝国战略布署，并非出自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他和汉人智囊团的慎密研究。
当是时，聚集在元昊帐下的汉人智囊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个：张元、吴昊。《宋史》里对这两个人有简略记载：“华州有二生张、吴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国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呵呵，这两个在大宋帝国屡试不得志的苦逼书生，果然是走上了赵家皇帝担心的道路——造反，只不过他们没有选择自己起事，而是选择了协助西夏元昊。
关于张、吴二人，还有一个不知是真是假的故事：据说张、吴二人自恃文韬武略，胸有百万甲兵，但怎奈科场时运不济，悲伤之下，便想另辟溪径，到边关去寻找一展雄图的机会，大丈夫既然不能科举高中，那就立业边缰，成万世功名。
但怎奈张、吴二人在边关同样得不到大宋守将重用，二人一气之下便跑到了西夏兴庆（今宁夏银川），两人天天在酒肆狂喝豪饮，并在墙上留墨：“张元、吴昊到此豪饮一游”，结果二人被夏人探子抓捕，押送元昊帐前。元昊哪里想到这本来就是张、吴二人定下的计策，其目的就是为了能见到他。元昊亲自审问张、吴：大胆狂徒，竟敢犯我的名讳？张、吴二人却嘴尖舌利，放声大笑：你丫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在乎，犯你名讳又有什么？元昊闻言大惊，想想这话说的对啊，自己不管是李姓还是赵姓，可都他妈是中原王朝所赐，自己这不是数典忘宗吗？于是元昊立刻为两人亲去其缚，好言抚慰，张、吴二人从此成了元昊坐上宾和重要谋士。张、吴向元昊献计：出兵夺取关右之地，占领关中，兵锋直逼大宋中原腹地，同时联合辽国，使宋陷入两面临敌之境：“一身患二疾，其势难支矣”。
不能否认，如果张、吴二人计划能成，那么北宋帝国亡国的命运将无可避免，而今天的中国历史也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
和西夏箭已在弦的战争态势相比，此时的大宋帝国还远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准备。几乎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明白，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钱粮，皇帝不差饿兵嘛，而此时的大宋帝国，迭经天灾，再加上每年给契丹的费用，以及国内各种冗费的巨大开销，国家财政已几近不堪重负，而在军事方面，大宋帝国多少年没有经过战争洗礼了，不仅士兵缺乏对战争的认识，军队更缺少能征善战的统军将领。然而，
尽管大宋帝国面临着如此种种的不足，但战争的发生，却不会以宋帝国的意志为转移。
并不是大宋帝国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西北边陲面临的危险，韩琦就是其中之一。没有人知道，时任右司谏的韩琦，曾有过多少回对边陲忧虑不安的难眠之夜。
自从帝国中央内阁重组之，此后短短几个月里，韩琦已经就边陲之事向仁宗皇帝连上了几道奏章。他在《冗费宜节奏》中明确提出“要尽快施行节约开支，减少冗费充实边防，以助兵需。”；
在《乞许边臣过阙朝见奏》中提出：“应当允许担任边防职务的官员，在路过京城时朝见天子，给予鼓励。”；在《乞追寝葛怀敏莱州团练使奏》中指出：“葛怀敏在武臣中虽有些才干，但并没有显著功劳，朝廷不应无功授予他团练使职务，朝廷官职是国家名器，理应爱重，如此滥升职务，一旦将来有立功的边臣，那又该如何奖拔？因此，乞将葛怀敏团练使一职追回”。尤其是后来韩琦判断环州知府高继嵩所谓“通敌”一事，更显示出了韩琦卓越的军事家智慧。
然而，小小的右司谏韩琦为边陲安危焦虑，此时的大宋帝国天子却正陶醉在群臣的阿谀奉承之中。仁宗皇帝已经决定，在是年十一月举行南郊祭祀天地的大典，届时并将更改年号。当然，这其中的意思，不乏以变更年号希图消除帝国连年天灾变异的因素，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仁宗皇帝希冀得到祖先的庇佑，通过更改年号，给天灾不断的大宋帝国带来新的纪元。70年前，帝国开国的太祖皇帝就是在乾德六年11月，改当年为开宝元年的，那次改元后不久，大宋帝国就消灭了北汉割据政权。
南郊祭祀天地，是国家最重要的盛典，每三年举行一次，群臣百官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拍马屁的机会，于是上表，请仁宗皇帝加尊号“宝元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英睿孝德皇帝”。
宋仁宗被群臣捧的飘飘欲仙，但对于群臣上尊号的要求却还惺惺作态，假意不许，但群臣岂能不知仁宗心意？于是请加尊号的表章便连篇累牍，一上再上。
按照国家惯例，请加尊号的表章如果连续五上，这说明皇帝的政德的确是深得人心的，加尊号的请求皇帝就不能再拒绝。这个把戏，不过是封建王朝帝王给自已邀名扯起的一块儿遮羞布而已，但小小的右司谏韩琦却偏偏朴忠梗直，在大臣们一片颂扬声中，向仁宗皇帝上章，又弹奏出一组不合谐的音符：
臣窃以陛下至德合天地，至仁越尧舜，虽徽号累百，亦无得而称焉。盖以三载一郊、陛下报本之际，臣子之心无以归美君上，故恭存盛名，以达倦倦之意。缘近年以来，天地之变比比而发，陛下亦尝虚怀以来谠言，平刑以降罪戾。今者圜丘展祀，所宜责躬引咎，仰答天戒。其所加尊号，**不赐恩可。如陛下已有圣意谦逊不从，莫若直降御札申谕宰庭，具述宸衷，使断来表。若候章表五上，方示推拒，此乃从来俞允之例，似未协宜。此事动干典策，望圣明熟虑之。
韩琦，无疑是毫不客气地把仁宗皇帝那块遮羞布给卷了起来：你要真心不想要这个尊号，那就直接下诏给中书，不要让群臣再上请加尊号的表章，如果等到表章五上了，到了允准的规定，那似乎就不大合宜了。
对仁宗皇帝来说，其实韩琦这份奏章来的才是大不合适宜。你韩琦这是要干吗？满朝群臣都请我上尊号啊，我不过假意推辞一下你就当真了？你丫别把咱家给扒成**裸的行不行？但韩琦身负谏职，而且说的在理，仁宗皇帝也实在不好因此加以斥责。
不知道宋仁宗是不是想为他顺利接受尊号扫清道路，反正，仁宗皇帝此时委派给了韩琦一个任务，担任大宋帝国贺正旦使，出使辽国。呵呵，这下子你丫的没法在我耳边唠叨了吧？
宋仁宗宝元元年八月（景祐五年），韩琦以太常少卿、昭文馆直学士担任北朝正旦国信使，离开京城出使辽国，配给他的副使是西北边防名将、原知环州的高继嵩。
高继嵩，字惟岳，是河西大姓高氏的后代，从高继嵩祖父这一代始，高氏后人便散居于延、绥一带。高继嵩祖上为大宋帝国做出过很大贡献，有说高继嵩和大宋开国名将高怀德就同出一脉，高继嵩父亲在太宗朝时举绥州归宋，受到朝廷嘉奖，此后高家便一直在西北沿边一带任职。而环州，就正当西夏前沿。
在边防形势日趋紧张的时刻，很有军事才干的高继嵩不在环州任职，却跑来京城充当国信副使，这让韩琦深有些疑惑，韩琦细询之下才知道，原来是环州有几个士兵捡到了一支箭书，上面的匿名信举报说高继嵩将要投元昊叛宋，高继嵩惶恐不自安，这才上书请求离开环州来京城，以避通敌叛国嫌疑。
从高继嵩的叙述中，韩琦以军事家的敏锐，立刻意识到这是西夏搞的离间之计，韩琦立即向仁宗皇帝上书为高继嵩辨护：
继嵩知环州，因军人得遗箭，系以匿名文字，言继嵩将叛。继嵩心不自安，遂乞还朝，乃差充国信副使。臣察其事之伪者有二，辩其惑者有一：继嵩久在西边，颇以勇敢闻，或为西贼所恶，设反间而去之。不然，则驭下严，而为戍卒巧计以中之。此其伪可察二也。且继嵩背义投诚，元昊忠于朝廷，则当密奏其事，何必以遗箭达其叛状乎？此又其惑可辩一也。臣愚以谓宜急遣继嵩还边，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请论罪如律，外以杜黠贼行间之谋，内以破堕兵诡中之计，次坚继嵩用命之心。使边郡闻之，孰不畏朝廷之明，而厉忠义之怀乎？
韩琦的分折条理分明，论据充足，并不昏庸的仁宗皇帝听从了韩琦的建议，诏令高继嵩重返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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