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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子明笑起来：“你这是在对我们这些学历史的提出委婉的批评吗？”
我笑而不语。
叶宪摸着下巴，仿佛光溜溜的地方长了山羊胡子似的：“你那个‘历史阴谋论’的说法倒是挺有意思。”
“这只是我对个人对这种历史观起的一种名字。”
叶宪此时已然忘记了自己护花使者的身份，说道：“历史学家其实和说故事的人很像，他们都是力图把一个故事呈现给读者和后人，区别在于一个出于虚构，一个则力图真实。力图真实，这是一项艰苦而繁杂的工作。事实上，我们对于虚构的理解往往趋于一致，但是每个历史学家对于真实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正如你所说的‘历史阴谋论’——请允许我借用你的词汇——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就认为以这样一种理论来复原历史是真实的，他们在编著历史时也必然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和态度，而他们所留下来的历史也必然是这样一种形态。这样刻意而为的历史很多，以至于很多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都有这样一种经历，看到历史上一次惨痛的失败后会跳起来拍着桌子大骂失败者笨得像驴一样，并且坚信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上一定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大不以为然，因为正如你所说的，失败者的不足和缺点被历史记述者以诚实的方式刻意夸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迁的确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项羽能够保持一种公平的态度而写出他悲剧的一生，而现在的史学家甚至不能真实的描写蒋介石。
“事实上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到历史学家对真实的理解，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家庭背景、他所受的教育、他的社会地位、他个人的喜恶爱憎以及他在写书时可能受到的政治压力等等。每个历史学家眼中所谓的真实都是不同的。有人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可以更确切的说，任何历史都是都是历史学家的个人传记。
“但读者在阅读一部历史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历史学家告诉他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往往存在着差异。即便历史学家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也并未能使文字和真相这两条轨道有任何接近的可能。譬如说一个富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生前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但当一位历史学家来为其立传之时，由于这位历史学家自身的价值观或者外来的政治压力，他选择记述这位政治人物所做的九十九件坏事和一件好事。毫无疑问，历史学家没有虚构，他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但当这些事件放在一起时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吗？当经过千百年的沉淀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能是一个扭曲成恶人嘴脸的人物。
“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会撒谎吗？会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这种撒谎很多时候是无意的。在他提笔写下第一个字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撒谎的全部准备。这些谎言就在于他所搜集和剪裁的资料之中。他所搜集的资料是否足够之多、足够之全来反映他所记述的事件和人物呢？他所丢弃的那些无足轻重的资料是否可能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呢？当多份资料出现矛盾抵牾之处时，他如何判定哪一分是可信的呢？他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是否可能出现差错而影响了搜集的广度和深度呢？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甚至还可以更加细致的拆分下去，但是通通无法得到解答。如果换一个人来搜集资料，那么必然得到的是与前者完全不同的另一份资料集合，即便让同一个人第二次第三次去搜集资料，那么也会与他第一次的结果大相径庭。
“而当一个历史学家写下他第一句话的时候，更大的谎言就来了，哪怕是再普通的一句话都是一句谎言。比如当历史学家在叙述一次战役时，他一上来写到‘今天天气晴好’，这毫无疑问是谎言，尽管那天的天空的确晴好。因为关键在于不在于他是否陈述了事实，而在于他为什么要陈述这个事实。他陈述天气必然是因为他认为天气对那天的作战有着某些影响，否则何必多此一句？如果真的只是画蛇添足，那么不免让人怀疑作者的倾向，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交待晴好的天气意味着他对战胜一方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这样他的公正性便大打折扣，他接下来的叙述又有多少是可信的呢？而如果作者的确认为天气对战争结果起了作用的话，那我们就要追问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呢？是决定性的作用吗？如果不是晴天，战役结果就会不一样吗？难道只是天气晴好这个偶然因素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吗？天气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将领的智愚、士兵的勇怯、武器的优劣这些难道都不起作用了吗？为什么你在叙述其他战役时没有叙述天气呢？是你认为那些情况下天气无关紧要吗？还是你的疏忽呢？如果你认为天气有某些影响的话，那么空气的温度、湿度、气压和风向等等为什么不介绍呢？而且难道只有交战当天的天气值得关注吗？也许一个月前到当天的天气都对战局有影响呢？而且你为什么只说天气呢，你难道不应该把水文地理环境全部都一丝一毫的介绍出来吗？……这时，我们这位善良的历史学家恐怕就要满头大汗，招架不住，大声喊道‘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和你们一样无知！’
“你看，任何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都可以被小学生轻易的击败。这实际上意味着完全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它或多或少总是掺杂了主观的判断和理解。而背离客观就意味着背离真实。于是历史学家就和说故事的人没有了区别，而这恰恰是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究其所有努力去极力避免的。历史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真实，历史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始终都是一种媒介和手段，无论你是想要总结盛衰治乱的政治经验还是研究经济运行的状况，是要追念先人的丰功伟绩还是要挞伐背叛民族的败类，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历史之上，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支撑起牢固的大厦。
“当孔子抱着‘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来编订《春秋》的时候，微言所要阐述的是大义，而非真实；当司马光抱着‘有资于治道’的态度来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对于司马光来说，陶渊明、孟浩然、李白这样的文人骚客是可以不用存在于他的历史中的，而那些王侯将相，不论他们是多愚蠢、多无足轻重，也是不可或缺的。你固然无法想象我们的历史中无法没有这些光耀星汉的伟大艺术家，但对于《资治通鉴》来说，他们是可以被抹杀的。
“在当代，由于学术越来越严谨，真实超越了一切价值观，成为历史学家们的终极目标。孔子与司马光对于历史真实的明显背叛不可能为当代的历史学家们所仿效，历史学家们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多的倾向于资料的搜集和展示，而不做解读和评判，把从资料中梳理脉络得出结论的任务交给读者自己去完成。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历史学家一词便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更像是不顾一切的资料收集员，更像是电脑的硬盘，装了各种各样的资料和软件，至于怎么使用那是用户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力图真实不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更让历史学家陷入反噬自己的矛盾之中，是我们无可避免的悲剧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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