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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三章 反 对 之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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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御史两次劝阻

    史侍郎前朝故事

    公元1205年,朝廷改元开禧,自太祖开宝、真宗天禧年号中,各取一字,希翼能象两位先祖那样,励精图治,开疆固土,建立起繁荣富强的太平盛世。

    春闱既至,众多举子进贡院参加省试。殿试有两道制策题目,一题是谈论时务,一题是撰写策论。廷试对策时,毛自知朗声说到:“今日时务,当以出兵抗金,恢复中原为要”,韩侂胄听罢,大喜过望,遂竭力向皇上推举。

    万众瞩目的东华门唱名终于到来。毛自知获皇帝嘉许,亲点为一甲一名,状元及第。不久,诏封为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

    岳珂中三甲六十九名,赐进士出身,不久,授户部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

    离京赴任前,毛自知见岳珂似有不悦,问道:如今,令祖冤案已昭雪,鄂王祠已建好,为何还愁眉不展?

    岳珂回答:冤情已伸,但元凶秦桧并未追究,谥号未改,王爵仍在,如何大快人心?

    秦桧老贼卖国求荣,陷害忠良,实乃恶贯满盈,谥号忠献,但不知其忠于何人,所献何物,此等巨奸大恶,居然封为王爵,不知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吾即上书朝廷,要求剥夺秦桧封爵和谥号。

    毛兄此为,实乃为民请命,肃之全家感激不尽。

    肃之兄,令祖之威名吾自小闻之,万分景仰,乡野村夫都在传说令祖之抗金故事。

    签书枢密院事、礼部尚书李石章以为,岳飞既已平反,贬责秦桧自是必然,便向皇递上奏疏:

    秦桧首唱和议,使父兄蒙百世之辱,不复开战于臣子之口,实乃罪大莫及,宜亟贬秦桧,以示天下。

    朝廷为韩世忠立庙,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密集调动将帅,一切表明,即将兴兵北伐,朝中大臣对此议论纷纷。

    早在重建国用司时,户部尚书李大性上书条陈:天下承平已久,民众安于和宁,不宜轻易举兵。

    言下之意,兴兵则破坏和平,有违民众之愿。

    韩侂胄颇为不满,贬李出朝,知平江府。

    常朝时,监察御史王居安得知韩太师锐意用兵,极力劝阻:

    “恢复中原自是美事一件。可是现在军队士卒骄逸,突然让他们出征攻敌,得力的将才极少,国家的财力不够富足,开战以后,万一兵连祸结,久而不胜,奈何?”

    韩侂胄没说什么。侍御史邓友龙支持用兵,上前与他辩论,王居安责问道:

    “请问当今文武官员之中,孰能担任统兵大将?孰是谋划之臣?假如用枢密院官员充当大将谋臣,你能保证他们称职吗?”

    邓友龙无话可答。

    见事未成,朝野尽知,中书决定,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注意保密。王居安上疏皇上劝谏:

    “密谋虽人莫得知,而羽书一驰,中外惶惑。”

    刑部侍郎史弥远派人来通报,欲拜访韩太师,韩侂胄约略知道所来之意,遂招来刘璘,嘱他代为解释。

    史弥远来了,看刘璘在此,欲言又止,韩侂胄对他说:

    同叔莫要见外,光玉是自己人,他读的书多,我的心思他知道,有什么只管说。

    史弥远说,太师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也不是反对北伐,但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既然刘枢密是自己人,那我就有什么说什么,错的地方请太师和枢密指正。

    韩刘二人点头。

    太师切不要以为,金国内乱频仍,蒙古为患,已达崩溃灭亡的地步。绝不是,金国的财力不比我国弱,兵力仍比我国强。金国是发生了自然灾害,也有内乱,有些地方田地荒芜,但影响不大,蒙古鞑靼人经常骚扰,但他们还不够强大,对金国还没有构成致命的威胁。

    其二,太师切不可以为,我军北伐就会势如破竹,中原豪杰会踴跃归顺,这些都是鬼话。当年刘蕴古的事就是例证。

    刘璘知道。这是孝宗朝初年的事,有个叫刘蕴古的人来投降。刚巧有万余人应募去北方营田,陈康伯、张焘等都表示赞同,让刘蕴古带他们去,史浩却独持异议说:“这一定是奸人来诈降,伎无所使,就借这件事返回金国。”他当即召来刘蕴古,问他说:“樊哙想以十万人横行匈奴,议者均以为可斩,今你得一万乌合之众,有什么作为?”刘蕴古大惊失色:“这一万人都是无家可归的,带他们到北方去营田,决不会出什么意外事的。”史浩反唇相饥说:“这一万人固然无家,但你的家在何处?”那时刘蕴古家小还留在金国的幽燕之地。他自知失言,恐惧而回。后来,刘蕴古果然私派他的仆人向金密献朝廷军机。众人都称佩史浩有先见之明。

    不可否认,金军的兵力与靖康、绍兴年间相比,有所降低,但我宋军的兵力有所増强吗?没有,有象岳飞、韩世忠、刘琦那样的将帅吗?没看到。

    隆兴年间,张浚升为枢密使,陈康伯为左相,先父为右相,朝中的秦桧党人都已被驱逐。朝廷的主流意见都是恢复中原,但是,怎么恢复?是立刻挥师北伐,还是暂时韬光养晦?朝中大臣各执其见。其中张浚,王十朋,胡铨,虞允文等人主张立即北伐,陈康伯和先父等人主守。张浚急图恢复,屡次上奏,欲取山东。先父肯定张浚“大仇未复,决意用兵”的忠义之心,坚决反对急于用兵,张浚奏请御驾亲征,先父则列三条理由加以阻止:一曰:“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何以应付?二曰,若以“巡边犒师“之名,去岁曾有一次,州县供奉甚臣,朝廷自用缗线一千四百万,国库无以负担;三曰,若为“移跸“,则无行宫,陛下自行,万一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如何是好?

    孝宗皇帝也拿不定主意,下诏让大臣们来讨论如何对付金人。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相继发表了意见。先父上奏说:“先作好充分准备,这才是良策。不要听目光短浅谋士的话,兴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去作战,这些没有良好素质的军队,到敌人离去时,就来论赏邀功,到敌人来进攻时,就丢弃武器,逃得无影无踪,这样做,恢复可能实现吗?此所谓取快于一时,而含冤万世。”他还上书道:“靖康之祸,谁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尘,悲六宫之远没,确应枕戈待旦,恩报大耻,然陛下初立,应以自治先行,方可图远。如今内乏谋臣,外无良将,贸动干戈以攻大敌,谁能保其必胜?如能侥幸获胜,自当痛快;若然不胜,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后果那堪设想!”

    先父的话言犹在耳,他说的实情并无二致。请太师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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