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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名表明心迹
看本质溯求根源
朱熹那日出京，坐上马车，径直回到建阳考亭，弟子们劝他不必在意。老夫子笑着回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今老夫六十有六，什么话听不得，什么事忍不了。心若浮尘，浅笑安然。不迎不拒，顺其自然。
随即埋头治学，皓首穷经，并时常去书院讲学。
听说赵汝愚被罢官削职，出知福州，平静的心头涌起层层波涛：奸佞亲幸之徒尔虞我诈，沆瀣一气，忠贞贤良之士犯颜论事，流离南服，朝野内外人言籍籍，心灰意懒，皇上却不形于色，不事更张，长此以往，如何了得？
遂草拟奏疏几万字，陈说奸邪欺主、贤相蒙冤等实情，略作修改后，即准备誉写发送。
弟子蔡纪同等人得知，依次劝谏，都说老师此札一上，非但救不了赵丞相，而且会招来灾祸。
朱熹不同意，义正辞严：正人君子公心如海，不平则鸣，岂能只为身谋而置水火于不顾？
蔡纪同见老师出于义愤执意要发，就出了一个主意。原来这朱熹熟读《周易》，略懂太极八卦之术。一有大事，总爱占一卦，以见吉凶。
老师要发，弟子们不要发，发与不发，且看天意，吉卦发，凶卦不发，如何？
弟子人多士众，朱熹只得同意。于是取来卦签，摇一会，随手一抽，便得一签，是爻卦，上有遁字。此乃凶卦，弟子们不由分说，拿起书稿点火焚毁。
待得知赵汝愚死讯，他再也按捺不住，苦思冥想了一天一夜，而后拟写奏书，请求皇上，准他辞去所有职务。
此时，朱熹尚有馆职叫焕章阁待制，这是相当于教授一类的技术职称，宫官曰提举南京鸿庆宫，也是一个挂名虚职，这两个都不用去上班，可以在家干自己想干的事，但是都有俸禄。
赵汝愚的死在京城一度也产生了不少的影响：民间小报说，赵汝愚是衡州知州钱怀仁害死的，并列举了钱在赵面前所说的坏话。
东府的外墙上，常常出现歌颂、悼念赵汝愚的诗词，撕了又贴。其中有两句话是这样写的：一死国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意思是说，先生一向忠心为国，众所周知，现蒙冤而死，名垂青史。
杨文端辞相以后，宰执人员发生了变动。经煜堂为左丞相，谢深甫为参知政事，丁乔安任知枢密院事，吴伯刚为同知枢密院事。四人中，两人曾是御笔任命的言官。
吴伯刚，乃赵汝愚同榜，名列探花。孝宗朝时，由周必大推荐，入朝为秘书省正字，十年过后，才官至将作少监，从正九品到从六品。周必大做首相的三年内，他多次暗示，却依然如旧。光宗赵惇即位后，不满孝宗给他安排的宰相周必大，知道他对周心怀怨恨，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吴伯刚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弹劾周必大，光宗顺水推舟，罢去周必大相位。
他还曾以“言涉犯上”之名，逮捕陈亮，在狱中对陈亮施以酷刑。赵汝愚当政时，知道此人善于钻营，授以兵部侍郎，不安排实际事务。
此番得韩侂胄重用，连升两级，进入执政。总想着做些什么，拿定主意后，前往韩府，主动向韩侂胄汇报思想:
国朝自建立以来，更替宰相如家常便饭，孝宗在位时，半年、几个月换一个，也是有的。可是这一次，居然闹得天翻地覆，大臣们、太学生、儒学名士从四面八方跳出来，不要官职，不要脸面，不要性命地奋起反抗，到底为了什么，赵汝愚也不过当几个月的宰相，未见有多么显赫的政绩，何德何能形成这种局面。何某思前想后，根源在道学身上，就是那种读书至上，外戚不能干政的理学思想在作怪。
一席话正中韩侂胄软肋，韩连声赞同：
吴枢密所言极是，一语中的，都是读书人那种门第观念在作怪。外戚怎么啦，不论我韩侂胄做到什么官职，对皇家都会忠心耿耿，只会有益，决无不利。
吴伯刚跟风就上：太尉忠君爱国之心昭昭，今日荣鹰懋赏，圣眷非凡，咱家得以追侍左右，真乃与有荣焉。
为今之事，枢密有何见教？
见教不敢当，办法倒是有的。
有什么办法？
太尉，就等着我的行动吧。
岂知，还未出击，即被刘建秀捷足先登。
此时的刘建秀已升为右谏议大夫，直接向皇上上疏，引用当年孝宗禁道学故事，请朝廷下诏，对理学进行考核，辨别真伪。
皇帝赵扩下令：颁发原疏，宰辅复议。
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即位不久，时值盛年的朱熹在天子的征召下，怀抱着强烈的思想原则和政治抱负，向孝宗上了三道札子。
在第一道札子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须以儒学为经典，具体说，就是《吕学》中的道;第二道札子，主张战以复仇，守以制胜，不忘不共戴天的君父之仇，必须合战之事为一；第三道札子，则推崇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希望君主以真心诚意为主，修德业、开言路、正纪纲。
这些奏论观念没错，也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可惜的是，孝宗皇帝当时正为隆兴北伐失败，和与战如何选择而大伤脑筋，对他高深的理论不感兴趣。读第一札时，尚还温颜酬酢，至第二、三札时，则沉默不语，再见他峨冠博带，满口之乎者也，顿感酸气十足，太祖的那句名言奔涌而出，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道理一套一套的，但实际上怎么做，一点也没讲，于是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朱熹之言，多不可用，以后朝廷不得再讲。
吴伯刚见有人先他而至，即上书对道学进行分析。
当前的道学分为三类，一是盲目附和的，二是肆意诋毁的，三是忌惮道学之盛不敢批评，明哲保身的。同时又将道学家分为两大类，一种为潜心研究，不乱说胡为的，另一种则是沽名钓誉，谋取名利的。
为此，他建议朝廷对所谓的道学家，进行必要的甄别，秉其正而去其伪，士大夫应专师孔孟，不必自我标榜。朝廷可取缔那些沽名钓誉，谋取名利的道学。
皇帝赵扩如法炮制：颁发原疏，宰辅复议。宰相部堂复议后，将二人奏疏公布于朝堂，由百官讨论。
刘吴二人的奏疏似一块石子扔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片片涟漪。
国子司业汪逵、侍御史董育法、吏部侍郎李云思上折，推崇道学，反对将道学列为伪学，先后遭受斥责，贬放州郡;博士孙元卿、袁士桥，、国子正陈武上折论救，亦遭罢免。
刚由监察御史升为左正言的胡英元上疏称:近年以来，伪学猖獗一时，图为不轨，动摇上皇，抵诬圣德，几乎造成大乱。
为此，建议朝廷:将道学定为伪学，予以禁止。
政事堂觉得时机成熟，于是乎，一场轰轰烈烈的道学批判运动，由此拉开帷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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